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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被非粮农地抬高种粮大户借高利贷种地

2018-11-06 09:14:49

地租被“非粮”农地抬高 种粮大户借高利贷种地

在河南、安徽、陕西、重庆四省市传统农区,《经济参考报》近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先后采访多位种粮大户,倾听他们种粮的酸甜苦辣。种粮大户们反映,由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滞后,种粮大户农技、农机、植保、市场信息服务等都需“自操自办”,甚至“大包大揽”;同时“非粮”流转成为带动地租上涨的新因素,挤压了种粮利润;此外农民种粮资金紧缺,有人甚至靠高利贷租地,增加了种粮风险。

“如果有专业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

《经济参考报》采访发现,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速,各地种粮大户不断涌现,但与之相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使不少种粮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甚至患上“大包大揽症”。

“种地一年利润也就五六十万元,如果专业组织能提供低成本服务,我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设备?”谈到自己花70多万元买30多台农机种地的事,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种粮大户何世素话语中透着无奈,“要提高种粮效率,关键靠机械化,但县里农机合作社规模太小,花钱也买不来服务。”

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介绍,彭水县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2012年种粮大户增长到118户,而目前县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具只有15台。“10家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能搞出啥服务?”

在河南农区,种粮大户也面临类似难题。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他说:“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药物配比、机械喷洒掌握得也不,农药残留经常超标。”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

同时,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正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信息、加工、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相比于农机、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马宣寨村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年产粮超过300万斤。王福军说:“大户种粮关心的是粮食收储、供求、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还是空白。”

除了农机服务、统防统治外,部分种粮大户还渴望得到承包经营前期的综合指导服务,如土壤改造、地块整治、经营前景评估等,目前许多传统农区没有社会化服务组织能满足这些需求。

“土地租金被‘非粮’农地抬高,种粮更没赚头”

采访中不少种粮大户反映,近年来,劳动力、物价成本推涨地租的同时,蔬菜、瓜果、花卉等“非粮”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租价格抬升,“价格辐射”效应显现,挤压了种粮农民利润。

河南省滑县留固镇留固村农民耿爱丽从2006年起就包地种粮。“前几年镇里‘非粮’流转土地比较少,种粮大户租地容易,地租也较低。”耿爱丽说,2010年以来,留固镇平均每年增加10多家种菜、种瓜大户,每家面积都在300亩以上,地租可以出到1100至1200元/亩。种粮利润薄,地租出到1000元,就基本没钱赚啦,咋跟种菜的比?

在离耿爱丽流转地不到2公里的大辛庄村华丰果蔬专业合作社,去年承接了1200多亩流转土地种甜瓜、蔬菜,地租价格为1200元/亩。由于价格高,周边不少农民都愿把土地流转出来,合作社今年准备把面积再扩大3000亩。耿爱丽说:“近不少农民都来找我,说要么终止流转合同,把地转给华丰合作社,要么你就自己抬价!”

在河南滑县、武陟县、安徽界首市等地农区,地租成本一般占到大户种地投入的一半左右,地租价格提高,明显挤压了农民种粮利润。安徽省界首市光武镇种粮大户齐岗说:“种粮一年赶不上种菜一月,粮食一亩地年均纯收也就1000元不到。如果土地租金被‘非粮’农地抬高两三百元,种粮就更没赚头啦。”

与此同时,在一些“非粮”流转较多、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地区,还出现种粮大户和“非粮”大户“争地”的苗头。例如,在安徽阜南县柳沟镇大徐村小麦专业合作社流转了近5000亩地,近几年粮食收购价上涨较快,合作社效益比较好,今年曾准备再扩大800亩土地。但合作社社长徐猛说,现在不少“非粮”流转农户也想扩大规模,我们往往争不过。“捡”些零散土地种粮,还要靠村干部一家一户“撮合”。

不少种粮大户担心,由于种粮收入与“非粮”流转收益差距较大,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非粮”流转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将会对农民种粮收益和生产积极性构成很大压力。

据重庆市农委统计,目前重庆大户种粮土地85%以上依靠流转,年均地租成本已有400多元, 而种粮大户每年亩均纯收益只有200元左右,远低于“非粮”流转收益。

“为鼓励农民种粮,虽然国家也有种粮直补、良种补贴等扶持政策,但资金主要补到了承包户农户头上,流转土地规模种粮的大户难以享受国家补贴。”安徽省界首市农委主任吕森认为,近年来不少地方提出发展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对蔬菜、水果、花卉等扶持力度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种粮比较效益进一步下降。

而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流转支持政策趋于“一样化”,甚至部分经济作物补贴还要高于粮食,更不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例如,在重庆一些区县,柑橘规模种植的优惠政策比种粮还多:柑橘每亩不仅可以获得500元财政补贴,还能获得每亩250元的种苗补助,远高于种粮补贴标准。

“种粮患上‘缺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

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种粮大户资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为了种粮,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

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朱沱镇农民梁自然转包了1万多亩土地种粮,每年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种粮3年多,梁自然天天为钱发愁,一半以上的精力都是在跑银行申请贷款,却一无所获。2012年,由于种粮资金链断裂,梁自然终破产,流转的土地不少已经荒芜。

“以前包三四十亩地,资金投入不多,还可以自己解决。但现在我的土地转包面积已超过1200亩,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种粮已经患上了‘缺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村农民王明杰说:“到信用社贷款很难,农民没有抵押物,没人给你贷款。”去年王明杰为了种粮,找遍10多家亲戚,东拼西凑才凑齐40多万元,的一户借了10万元,其余两三万元不等,每家每户都要挨个打欠条、签字盖章。

重庆江津区石蟆镇种粮大户陈立群去年种地赚了10万元,高利贷利息就还了3万多元。即便高利贷“吞噬”了大量利润,他还是说,跑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只能贷到两三万元,“程序还很繁琐”,完全是“杯水车薪”。要解决资金困难,找民间高利贷是办法。

不少种粮大户担忧,高利贷种地蕴含很大风险:资金投入过大,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种粮大户多年积累可能一夜之间“血本无归”。还不上高利贷,则很有可能成为“压倒农民的一根稻草”。

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信贷项目风险高,不可预见性大,这与商业银行资产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需求产生矛盾。陕西省泾阳县中张镇西王村种粮大户张高民苦笑着说:“我去银行贷款,银行的人说,种个地贷什么款!”

针对高利贷种地的难题,不少种粮大户建议,应对农民生产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财政贴息,从而刺激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同时,从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民种粮应当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

(本版稿件均由李松、张兴军、陈晨、郭远明采写)

原标题:地租被“非粮”农地抬高种粮大户借高利贷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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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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