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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可能摆脱2000年来历代经济变革得

2019-03-09 22:43:01 | 来源: 游戏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对中国未来的改革,作者也提供了基础性的判断: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二、未来的改革只有处理好分权问题和均富问题,才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进步。三、国有企业、土地与金融业这三部分的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是谨慎的、可分步骤的,并且是可以期待的。四、中国的改革有可能因互联、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等四股新势力的崛起而脱离历史的藩篱,走向一个我们无法预知的未来。

改革连夜看《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文/巨流熊三木

上海正延续百年未遇之持续大热。我自傍晚拿到书,一口气读完后,却心思澄明,宁静安然——这不能不说就是好书的力量。

当天是很妖怪的一天。早上九点,新华社统发半个月前的王小石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并狠批公知误国,各媒体、各门户、客户端纷纷受命转发,至午间跟帖及评论都数万,点开一看,连翻上百页,都是“支持、赞”之类一面倒的表态——一个“另一种声音”也没有。熟悉宣传工作的人都知道,必是各地庞大的五毛奉命所为,连区域地点都整齐划一地分散开来。但此文此行,不管用意,不管立场如何正确,逻辑之荒唐、事实之谬误,此种行径之粗糙敷衍,真是“一蠢再蠢”。不禁让人几乎忘记它释放出来的信号,而让人担心我们深爱的国家人才之凋零、干活的人士气之低沉。

此前,柳传志发言“在商言商,远离政治”;王瑛正和岛“退岛”;马云《南华早报》有意无意的政治表态,都让这个夏天的企业界,有点小不平静。确实,中国的经济变革当此时此刻,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关口,看到吴晓波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讲得如此深刻,理性冷静,而又如此简单明白,怎不连连叫好。

书中引用熊彼得那句话“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这些年,吴晓波正是通过治企业史和经济史的方式去研究经济,研究官商博弈多年中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这本书的起点,是“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是“延续至今的社会“。整本书,就是研究各朝各代在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为了维持长期的统一,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博弈和妥协;而成功维持了2000来年的基本上中央集权统治,都围绕着郡县制度(避免地方割据)、尊儒制度(意识形态大一统)、科举制度(吸纳社会精英)、国有专营(经济上垄断控制国计民生)四个基础制度展开。及至今日,这些本质都没有改变。

从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变法“,”四民分业“思想和盐铁专营政策;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商鞅变法“,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至上;到”汉武帝变法“,独尊儒术以达到全民思想控制,围绕产业、流通和货币及财税等核心命题的体制改革;到”王莽变法“,一个儒生皇帝的短命古典社会主义试验;及至唐宋,唐太宗以历史上小政府造就强帝国,开创”贞观之治“;宋太祖削藩,并一举化解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更是帝制时期一次整体改革,东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扬镳。

然后是明清两朝为何闭关锁国,中国”男耕女织“封闭社会形态形成,科技和经济创新退化,从而掉入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这也是解释为什么清朝照片中面黄肌瘦无表情的人民既不富足也不强大);再到洋务运动,为什么晚清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结局,期间两次”国进民退“让人警惕,却几乎断定只改经济不动政治的改革必定失败。再之后是”两个民国“,一个极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运动,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在日本战败后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才导致在政治上的失败。

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实验,当初战胜国民党的”分田地“胜利之后再收回,以及一系列疯狂的政治运动,将中国拖入停止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连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羁绊又让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晦暗不明。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吴晓波的结论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而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

简而言之,我不知道自己的理解对否,他是认为中国无法摆脱2000年来历代经济变革的基本逻辑与宿命。这些历史事实,相信所有经过大学基础教育的人,都基本掌握。然而经过他的梳理,有点类似我们当年应对高考时候把所有书读成“框架与脉络”,非常清晰明白通透;又加入他“四利益集团博弈、四基本制度分析”的视角,不啻为一本“中国简明经济史”。特别对于当日的中国,有的理解参考价值,说是“借古论今,指桑说槐”绝不为过,而且机智冷静,不是带路党,也不是新五毛。

我真心觉得,所有做企业的人,关心国家经济政治命运的人,甚至扩大点,想了解自己和家庭未来大致走向的人,都值得看看这本非常简单的小书。看完这本书,至少能看得清目前的各种,到底在讨论什么。我记得身边一位好友谈及,他曾至今日主导国家经济命运的一位领导人家中用餐,席间拍马屁”三十年经济长足进步是党和政府管得好“,人家坦诚得让他震惊”管个屁!经济有发展,原因就是不管。管得再少点,会更好。“都是明白人,屁股指挥脑袋而已。

吴晓波是我复旦未谋面的师兄。也是我个人一直比较钦佩认可的人,他所过的生活也是我除自己之外可能额外向往的。学做,就像学自行车然后去修车铺一样,我也觉得大学里没学啥;但他后来通过自己投资、办企业勤劳致富后,成为一个学者型的,专攻“企业史”,这几乎是个空白。他写的《大败局》I\II、《吴敬琏传》、《激荡三十年》、《跌宕一百年》和《浩荡两千年》,加上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我不知道是不是基本写完了他想写的东西。我全部看过,获益也良多。

经济上首先独立或者自由,方才容易人格上独立自由;独立之后有选择,有喜欢,专攻一点,有研究有发现,能传播,对于知识分子或者追求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人,人生之至乐至上。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对社会对周边有所裨益,难能可贵。我想到传说他们当年那届复旦,吴晓波是“四大才子”之一。其余几位或官或商或业务,我应该都直接接触过,

中国有可能摆脱2000年来历代经济变革得

看的时间长了,往回看看,做官的无论彼时多么风光,今日已彻底边缘化,且无可能再重来,一生回望没干成什么,不过为领导服务满意或不满意而已,如今媒体官员无论局级部级无非如此;做生意的当时下海为无奈,风光也一时,今日也基本回归生活,日前看过一篇分析媒体业消亡的调查似乎是他所写,回忆15年前在北京见他之意气风发,文中则丁点不剩;做业务的据说琴棋书画皆通,为能干,然性格似乎有挑战,当年也与我有冲突。不过多年后回想,各为利益,他手段也直截了当不偷偷摸摸。他办成一份中国媒体之后,被领导耍,被时局困,想来也唏嘘同感。还是那句,强极则辱,情深不寿。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但如何做到,何其之难!

扯远了。看看,看看书,想想往事。我总隐约感觉,多年之后回看这段历史,2013年的夏天,除了酷热,似乎应该已经发生了点什么,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事情,只是我们现在还察觉不了。

强烈推荐看这本书。顺便有空,把吴晓波其他书也都看了。读书不是无用事,百转千回总归一。

如有非虚构类好书推荐,请投稿或私信@潘乱兄

第六讲·王安石变法:的整体配套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以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需将这场变法与宋政权的很多制度联系起_来思考。这个朝代有300年长,比之前的唐以及之后的明清都要久。但是在史界,对它的评价十分两极化,有的人认为这个朝代是没有用的朝代,打仗从来打不过人家,天天偏安在那里苟安残喘,在制度建设上面也没什么成就。钱穆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贫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没有建树的一环。”不过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给予评价,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时期。王国维的说法也跟他差不多。

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蒂熟于宋。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中国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早的期货贸易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了全球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杯酒释兵权”。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太祖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缴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一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历代政权一直在探索权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县制度解决了人事权,中国就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一个中央集权时代。但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过,唐朝严重的是“安史之乱”,此乱之后,中央就一直对割据无能为力。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赵匡胤终于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此后,地方藩镇从此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有宋一代三百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发生过,清朝只在康熙年间有过吴三桂事件,但其发生不是出于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说,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所以,四大制度的个制度从此被定型,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1860年之后,藩镇势力再起,则与镇压太平天国有关,八旗、绿营等中央军乏力,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迅速壮大,并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钱,中央的麻烦就又来了。

然而,兵权收上来之后,旁生出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央从此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多的(清朝养了80万兵,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所以,朱熹就说:“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头痛的事情,是为“兵政之患”。在当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吏政之患”,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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